党的领导是法治中国建设的根本保证******

　　作者：徐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自然资源部法治研究重点实验室研究员）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近年来，中共中央印发的《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年)》和国务院印发的《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两者承前启后相互衔接，在确保“十四五”时期“一规划两纲要”的统一协调的基础上，为构建更加完善更加与时俱进的法治中国，绘就出了宏伟蓝图，为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指引了更加明确的方向。法治中国建设是中华民族需要长期坚持的一项光荣而重大的历史任务，也是中华民族必须面临的一场自上而下的深刻的社会变革。法治中国建设是我们党和国家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间内的重大工作，必须加强党中央对这一重大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党的领导是法治中国建设的根本保证。

　　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要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的政治领导力量，是领导一切的，这是新时代党建实践的升华，对党建理论认识的一次重大飞跃，也是建党百年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党领导一切自然包括对法治工作的领导，法治工作只有在党的领导下，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保持一致，才能更好地发挥法治固根本的作用，才能更好地服务社会、造福人民，所以坚持党对法治工作的领导，是确保法治工作正确方向的前提，是法治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走向成功的根本保证。在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必须一体推进党的建设和法治建设，这是我国法治建设必须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政治和法治关系在党的建设中的集中反映，关键在正确认识党和法的关系，正确处理坚持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关系。必须抓住党的全面领导这个根本，并以此为一切活动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最大优势

　　社会主义法治之所以能固根本，长期造福人民，历史和现实都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最大优势，它是由我国宪法和法律的性质决定的，是历史的必然、人民的心声。新中国成立之初，就通过宪法这一根本大法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通过不断强化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全面推进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方针，我国法治化进程全面提速，民主化进程全面提升；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立足我国实际，在更高起点上统筹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法治中国建设全面有序推进。与此同时，党中央不断推进司法改革，强化全面依法治国的体制机制建设，加强对法治中国建设的集中统一领导。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标志我国法治建设全面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党中央从战略部署的高度对全面依法治国作出了顶层设计。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决定组建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行新的战略部署，注重从顶层设计、总体布局、统筹协调等方面全面系统阐述新时代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思想和重大意义。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规定》，明确党政主要负责人为切实履行法治建设的重要组织者、推动者和实践者，这些将进一步促进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法治的最大优势的发挥。

　　党的领导是破解法治领域改革难题的重要法宝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法治的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首先必须要搞好法治建设。法治建设是一项复杂系统的工程，涉及到国家政治、经济、科学、文化、外交等，涵盖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的方方面面，贯穿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领域各环节，事关国家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当今世界局势变化多端，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期，改革攻坚的深水期，发展稳定安全任务艰巨繁重，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过程中，法治领域复杂性、敏感性、艰巨性问题不断凸显，改革发展面临许多难啃的硬骨头、难铲的绊脚石。中国共产党在任何时候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我们破解法治领域一切改革难题的前提。坚持党的领导，要善于从政治上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在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坚持讲政治和讲法律的有机统一，要在大是大非面前不断提升政治判断力，要不断提高对新时代党的思想理论的政治领悟力，要不断提高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落实的政治执行力，这是我们破解法治领域改革难题的关键。在法治中国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只有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牢记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自信自立、守正创新、踔厉奋发、勇毅前行，才能充分发挥党协调各方力量资源的优势，才能集中力量办大事，才能攻坚克难，不断取得新的突破性进展，才能迎刃而解法治领域改革难题。要破解法治改革领域的难题，必须加强立法，立法必须科学，科学立法是解决一切难题的前提，严格执法是基础，公正司法是防线，全民守法是关键，四个方面紧密联系互为支撑。不断加强体制机制建设，要立足于制度完善，着眼于体制改革，致力于机制创新，要全面深化司法领域的改革，为推进党的领导制度化、法治化建设营造优质的法治环境。

　　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

　　法治与政治难舍难分，任何形式的法治都是以一定的政治理论、政治逻辑、政治立场为支撑的，任何时代的法治都会深深地打上那个时代的政治烙印，法治本身是一种具有鲜明时代色彩的政治形态。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是确保我国法治坚持正确方向的前提。中共中央印发的《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年）》提出：“健全党的全面领导制度。推进党的领导入法入规，着力实现党的领导制度化、法治化。”“入法”就是将党的领导这种制度形式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上升到国家法律层面，让党的领导于法有据，通过法律明确党的领导地位，规范党的领导活动，有序推进党的领导法治化。“入规”就是加强党的制度建设，通过制度来保障党的领导地位，推进党的建设，强化党的职责，全面推进党的领导制度化。法律和制度是全面贯彻实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双重保证，要进一步发挥人大主导立法的作用，突出政府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性，加快推进立法体制改革和立法机制创新，全面加强新时代的立法工作，特别加强重点领域立法，重视新兴领域立法，完善涉外领域立法，将新时代符合党的主张、人民意愿的新理念新思想，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转化为全社会共同遵循的法治准则，始终将党的领导作为我国法治建设源源不断的力量源泉。

　　为了更好地保证党对法治中国建设的全面领导，必须全面贯彻落实好党的二十大报告精神，时刻牢记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进一步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进一步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特别是立法机关要紧扣国家发展的实际，紧扣法治中国建设的需求，坚持质量与效率并重，使我国的立法更加科学、更加民主，全面提升依法立法水平，让立法真正能够反映党的意志和人民的心声。要深入开展法治宣传工作，让法治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崇高的信仰，永远根植于人民心中。党员领导干部在全面依法治国的过程中，要发挥好“关键少数”的作用，必须有清醒的政治自觉，不断运用法治思维方式，做好法治中国建设的模范。党要成为带头守法的领头雁，始终坚持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坚决维护国家法治统一、尊严、权威，切实保证宪法法律有效实施。

　　[本文系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我国人类遗传资源保护的立法机理与制度构建研究”（19AFX021）的阶段性成果。]

经典常新：苏州评弹的传承之道******

经典常新：苏州评弹的传承之道

——评盛小云领衔编演的长篇弹词《娜事xin说》

潘讯（江苏省文联网络文艺传播部主任，文艺评论家）

　　如果盘点近两年长三角评弹界的演艺盛事，不能不提到由苏州评弹领军人物盛小云领衔编演的长篇弹词《娜事xin说》。去年金秋以来，《娜事xin说》在上海、苏州、无锡等地巡演，在江南听客中引发了现象级观赏热潮。

　　《娜事xin说》为什么能火？原因至少有三：一是原著的魅力。《娜事xin说》的蓝本为张恨水的长篇小说《啼笑因缘》，这是民国鸳鸯蝴蝶派的经典之作，1935年即有《啼笑因缘》弹词改编本演出，80余年来经过几代评书艺人的努力，《啼笑因缘》得以跻身评弹经典书目行列。二是盛小云的号召力。盛小云是当代评弹最为优秀的艺术家，嗓音清丽婉转，表演细腻传神，说唱《啼笑因缘》三十载，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表演风格。盛小云的演出团队也是一时之选，高博文、吴新伯、施斌、吴伟东等，都是具有深厚功底和创新能力的一线演员，演出阵容可谓是苏沪两地评弹艺术家的强强联合。三是全新编演形式的吸引力。编创者从原版《啼笑因缘》中拎出樊家树与何丽娜的爱情线，重新编排出九回书，分三场演出。这种演出形式和分回设计，既非传统长篇演出形式，又不同于一般的中篇表演，三场演出既能贯通连缀又可独立成篇，近似于戏曲的“连台本戏”。这是适应剧场演出的主动调试，这种编排创新拓宽了当代评弹长篇书目的表演形式，吸引了更多层次的观众走进剧场欣赏评弹演出。

　　长篇进剧场的背后，是评弹人对当代长篇书目生存状态的焦虑与突围。近几十年来，评弹界主要编演力量都投入中短篇的创作中。作为苏州评弹生存方式和存在形式的长篇演出则处在持续衰落中，不仅传统书目丢失、表演书回萎缩，新编书目更乏善可陈。演员无书可说，观众无书可听，长篇书目的书场生存陷入尴尬之中。当代评弹并不缺乏好演员，缺的是好书——优秀长篇书目。出于对当代评弹发展症候的清醒认识，以及对评弹传承规律的深刻把握，盛小云带领她的编演团队前后耗时八年之久打造出这部《娜事xin说》，赋予了苏州弹词《啼笑因缘》以新的面貌。

　　长篇弹词《啼笑因缘》的经典性来自小说原著的恒久价值。作为通俗小说文本，《啼笑因缘》的魅力在于将言情与武侠糅合，通过曲折动人的情节讲述了一出爱情悲喜剧；在于用20世纪30年代新的时代观念来审视市民世界，来表达金钱与爱情的对峙与冲突、肉身与灵魂的合一与分离。但是小说文本并不能直接搬用到弹词表演中。作为流行于市井中的说唱艺术，弹词本在小说的基础上，经历了一个“再通俗化”的过程，评弹编演者以民间道德和市民伦理对这一出爱情悲喜剧进行了改铸。“再通俗化”的改铸，涉及情节元素的挪移、叙事节奏的调整、人物形象的重塑、美学风格的重建等多方面，这是通俗文学经典与评弹表演艺术的碰撞融汇，是评弹艺术演进与时代审美心理的交糅合流。传统不是简单保留和复说，活的传统是在现在的基础上的重新建构。今天要创作一部“剧场版”《啼笑因缘》，就是要以当下的接受视野和文化观念对这部长篇弹词进行新的改铸。

　　《娜事xin说》的编创团队由徐檬丹、傅菊蓉、胡磊蕾三代老、中、青评弹编剧组成，他们在文本的“重新建构”上进行了积极探索。主创人员将戏剧性冲突聚焦在了这场爱情悲喜剧中最深情、最痴迷、最纠结的何丽娜身上，增写了《北洋春》《送花会》《梦咖啡》《吉祥胡同》等原创书回，推演出很多合乎情理的故事情节和细致微妙的心理刻画。通过当代的审美理念和艺术语言，强化和丰富了《啼笑因缘》的情感章回和书中人物的心路历程。盛小云重新解读了何丽娜这个人物。原创书回巧妙地嵌入传统回目中，弥合出一条完整的樊、何“恋战”叙事线，并由此映衬出何丽娜的性格命运。盛小云塑造的何丽娜，一笑一颦款款深情，举手投足楚楚动人。但是，盛小云的表演又拿捏分寸、柔中寓刚。通过一系列啼笑皆非的情节设计、缠绵缱绻的情感倾诉，逐步向听众揭示出在何丽娜美丽痴情的外表下，还有一条更富魅力的性格潜流。何丽娜迷恋而不沉溺、深情而又自省，她在情感冲突、爱情纠葛中“认识自己，洗练自己，自觉自愿地改造自己”，成为这个人物最可爱的品格。对何丽娜性格潜流的揭示与凸显，不仅是盛小云对何丽娜的成功重读，也将弹词《啼笑因缘》的审美价值推进一步。

　　当然，九回书还不是盛小云版《啼笑因缘》的全貌，《娜事xin说》应是盛小云“常说常新”愿望中的一块“试验田”。从《啼笑因缘》全书来看，拎出樊、何“恋战”的单线并不完整。张恨水写《啼笑因缘》深受《红楼梦》影响，尤其表现在书中人物的安插与塑造上。曹雪芹写人，不仅将笔下人物置于繁复的关系网络之中，还在重要人物之间构成一组对照，或者赋予主要人物一个投影与幻象。前者如薛宝钗与林黛玉，后者如贾宝玉与甄宝玉、薛宝钗与袭人、林黛玉与晴雯等。这些对照和投影，或为人物性格的诠释，或为命运轨迹的注脚，或为人生悲剧的慨叹。在《啼笑因缘》中沈凤喜与何丽娜即构成一组对照的人物关系。张恨水将二人设计成形容近似、面貌酷肖，这并非一般“小说家言”的花招把戏，实则是借用《红楼梦》的笔法，使沈凤喜与何丽娜互为映象，以命运的反差与性格的映带写出一种人生观念和美学信条。沈凤喜的命运始终处于被动状态，她被虚荣、贪婪、软弱的负面性格牵引着一步步沉入深渊，但她是一个“被侮辱被损害者”。何丽娜则始终积极地把握自己的命运，由一个虚荣佚荡的富家千金转变为洗尽铅华的时代女性，虽然其间有曲折、有跌宕，但这个过程充满正能量。因此，樊、何之恋如果脱离了樊、沈之恋的缠绕与对照，也就失去了意义。

　　期待于来者。希望盛小云领衔的编演团队能够再接再厉、常说常新，立足今天的文化姿态对小说原著与弹词传本进行再思考、再解读、再创造，“重建”出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长篇弹词《啼笑因缘》。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21日 16版）